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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文明傳統中，鬼神雖極其神秘難測，但又是與天道和禮法密切相關的重要問題。西方哲學與宗教傳統將神的問題轉化為精神性存在等哲學問題，鬼被遺留在煉獄和巫術的剩余文化中，卻始終無法清除。而在中國文明內，無論是喪祭傳統、文學傳統還是哲學傳統，鬼神問題都處在一個不可忽視的位置上，以致在現代文明中仍然作為一個重要推動力。出于這種問題意識，9月3日至4日，孔子研究院與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合作，在司馬臺長城腳下美麗的古北水鎮舉辦題為“天道、鬼神與禮樂”的學術研討會。

本文照片均由熊江韜所攝

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哲學系教授、孔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山東省泰山學者吳飛主持開幕式，孔子研究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米懷勇為開幕式致辭。大會主旨發言環節由甘陽老師主持。

歷史幽靈學與中國古典文明

汪暉老師首先以“歷史幽靈學與現代中國的上古史”為題作學術演講，定下本次會議的基調。汪老師從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談起，指出魯迅的《故事新編》即“古史新辨”，是針對當時古史討論的諸家學說，特別是影響巨大的古史辨學派，做出的回應。魯迅對待古史傳說與神話的態度，與他向來關注秩序外聲音的“鬼眼看世界”的“向下超越”的角度，有密切關系。

唐文明老師的報告《三才之道與中國文明的平衡藝術》從三才之道切入理解中國文明，指出應從教化的平衡藝術出發來理解呈現于中國文明中的強烈的宇宙論關切，應該意識到中國文明中強烈的宇宙論關切是出于教化的平衡這一重要考慮而有意保持的。

劉豐老師的報告題為“早期儒家的歷史思想與歷史哲學——以戰國時期的‘文質’論為中心”，指出在“文-質”論基礎上形成的三統三正說、五德終始說等歷史理論在形式上是在解釋歷史，但其直接的目的則是通過歷史的循環來說明現實和預示未來，既是解釋政權合法性的理論模式，也是匡正現實政治的重要理論武器。儒家的歷史哲學也是其政治哲學的重要內容和特色。

魂魄與鬼神

第一分會場的第一場討論由唐文明老師主持，主要圍繞著魂魄、鬼神等主題展開。

吳飛老師報告的題目是“‘鬼神之為德’——一個性命論的視角”。吳老師對比了現代以來對“鬼”的六種解釋，指出，鬼者歸也，來自對死亡的理解。從比較哲學的角度看，存在論將死亡理解為對存在、生命的否定，而在性命論中死亡是生命節奏的一部分，而“鬼神”之所以經常聯用，就在于鬼神之間的界限極為模糊，相對于人世之“明”，同屬于“幽”，由鬼變神是經常發生的事。曾亦老師在評議中認為，不同文明關于鬼神的說法十分復雜，難以統合，而吳老師的文章則是站在哲學的角度立說。曾老師進一步指出，朱子從氣論的角度解釋鬼神對理解先秦文獻很有幫助，應予以重視。

曾亦老師報告了《論墓葬與儒家的孝道觀念》。曾老師從《禮記·檀弓》對墓葬的討論入手，上古時為族居合葬之制，隨后演化為夫妻合葬。墳墓、封樹、墓祭的出現則反映了孝道的內在要求。儒家站在孝道的角度，對古禮進行了損益和重新闡釋，奠定了此后的社會基礎。唐文明老師評議道，曾老師的研究立足于《檀弓》和孔子改制，強調從制度上理解孝道，但也不可缺少精神和價值的維度，方可揭示出孝道的普遍意義。

陳緒波老師以“先秦儒家死亡觀探析——以《士喪禮》為中心”為題作學術報告。陳老師認為，魂、魄觀念是先秦儒家對于生死的最基本認識。在《士喪禮》中，儒家的“事死如事生”便是圍繞著對死者神魂與體魄的侍奉進行的。然生死終有別，即便是“事死如事生”，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真的生死一致。人死之后，體魄歸葬于土，神魂由則由親人迎回，在廟中以時祭祀。至此，死者的體魄、神魂都有了歸處。高瑞杰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從士喪禮的過程出發可以很好地分析傳統對生死問題的理解，還可以結合儀節更加具體地來理解鬼神在喪禮中的位置和作用。

高瑞杰老師報告的題目是“早期‘魄’的形神義涵及其消亡”。高老師認為，“魄”字由月相孳衍而來，其“未盛”之形質為后來發展成魂魄觀念奠定了基礎。漢代又賦予“魄”以倫理道德義涵，凡此作為一種集體潛意識等待佛教輪回觀念的呼喚，并為佛教思想盡快融入中國奠定了思想基礎。陳緒波老師評議認為，高老師從魂魄的角度理解佛教傳入中國，為這一思想史議題打開了新的視角，但其中關于魂、魄等概念的內涵轉變，可能還需要更加具體的分析。

陳斯一老師報告了《英雄之死：〈伊利亞特〉中的替身、替換與替罪羊》。陳老師指出，《荷馬史詩》中的鬼魂關系是自我和另一個自我之間的關系。靈魂就像是自我的一個分身，死后離開身體，來到冥府后不再具有生命力，這體現了古希臘對死亡的理解。接著，陳老師具體從阿基琉斯和帕特洛克羅斯之間的關系分析了靈魂如何作為自我的分身、替身，這種關系展現了替罪、替亡儀式在《荷馬史詩》中的運用。賀方嬰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替身的死去能夠加劇阿基琉斯面對生死的悲劇感，但替亡最后并沒有真正起到代替的作用。

鬼神與共同體

第二分會場的第一場討論由顏荻老師主持，主要圍繞鬼神、動物等非人存在者在共同體中的意義展開。

趙丙祥老師的文章《從平水土到石生人：禹啟神話之研究》考察了鯀-禹-啟神話中的父子關系，關注神話在后來的發展中如何在不同的語境下采用不同的解釋方案彌補緊張的父子關系，并指出相關方案中潛在的倫理困境。王銘銘老師的評議指出，趙丙祥老師的研究秉承了西方人類學傳統中關注政治性王權之宗教性根基的問題意識，其論述結合了親屬制度研究和杜齊美爾的理論，頗有啟發。針對如何處理傳說時代的“王”的具體身份問題，王銘銘老師提出幾點商榷意見。

楊華老師的文章《長江水神與中國古代王權》對歷代文獻中的“四瀆”祭祀進行了詳盡的梳理，通過統計祭祀記載，總結了歷代祭祀與政治形勢之間的關聯，剖析了水神祭祀的政治意義——即通過顯示禮制的連續性來彰顯政權的統一性與合法性。趙丙祥老師的評議指出，楊華老師的文章提煉出了長江祭祀中內涵的天下觀，填補了以往對封禪的研究只重五岳系統，忽視四瀆系統的空白，接下來，如何將這些考察與政治史和個人史結合起來會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鞠熙老師的文章《宇宙秩序中的動物神靈》基于通過考察動物理解傳統中國宇宙觀的問題意識，以十八至二十世紀中期的北京城為例，通過民俗文獻與田野調查來理解普通人觀念中的動物神靈，梳理了動物神靈的三種不同情況，并剖析這背后人與動物的三種不同關系，這些普通民眾的分類方式與《朱子語類》中的動物觀念既有相似之處，又存在關鍵的區別。評議人林葉老師認為，文章對材料的剖析頗具創見，對普通民眾動物觀念與朱熹動物觀念的比較揭示出他們都對身體性的問題非常敏銳。針對材料分析中馴化者與被馴化者是不是轉喻關系的解讀空間，民眾與朱熹宇宙觀前提是否一致的問題，林葉老師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王銘銘老師的報告《鬼與共同體》首先介紹了西方人類學考察中國社會中神、鬼、祖先與共同體關系的基本思路。王銘銘老師基于自己在閩南泉州地區多年的田野經驗，考察了泉州城中外在于共同體的鬼占據中心的節慶如何加強了共同體的內部關系。據此，他對既往研究中過分重視神譜、祖先而忽視了邊緣之鬼的傾向提出反思，主張應當關注找不到自己身份者在共同體構成中的角色。評議人楊華老師認為，王銘銘老師的報告基于現場的田野調查，借鑒西方的理論，對田野現實進行創造性的闡發很有啟發。針對王銘銘老師田野研究在歷史維度上完善的可能性，楊華老師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潘星輝老師的《親證：紀昀的附魅人生》一文將紀昀的“親證”經歷搜剔排比，串聯溝通，真實再現了一位十八世紀高級官員、御用學者的附魅人生。

禮與天道

第一分會場的第二場專題學術活動由吳飛老師主持。圍繞禮學傳統中的天道問題展開。

陳壁生老師報告的題目是“禮以則天——鄭玄禮學的天學依據”。陳老師認為，在天地生成論問題上，鄭玄通過對“太極”的理解，認為“氣”是生成天地的根本。在天地結構論問題上，鄭玄通過吸收“渾天說”，建立了一套天地星辰運轉的學說。孟琢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對鄭玄經學體系的研究愈發成熟，應該進一步發掘背后的義理、文明內涵。但是，如何區分經注中鄭玄本人的思想及其淵源等問題體現了闡釋的復雜性。

孟琢老師在《禮樂文明的根基重建：對〈中庸〉主旨的新闡釋》一文中指出，《中庸》的闡釋史分為“性命之學”與“禮樂之學”兩大系統。子思面對禮崩樂壞的文明危機，通過對“性與天道”的創造性闡發為禮樂傳統重新建立哲學根基。吳飛老師在評議中談到，孟老師的文章有力地將文字學的方法與哲學結合，完整地理解整部《中庸》。接著，吳老師與孟老師交流了《中庸》中一些字詞的理解如何與先秦其他文本和祭祀制度統合的問題。

陳暢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天道、魂魄與精神——黃宗羲《破邪論》與明清之際天道觀的新視野”。陳老師指出，通過疏理《破邪論》中的太極與天主觀念之遭遇過程，可以展現中國古典形上學對于超越性思想的不同理路。黃宗羲致力于探尋對治朱子學與陽明學流弊的天理觀，而這一天理觀包含的超越性觀念，正是其宋明理學研究、天主教及世俗宗教思想批判一以貫之的主線。郭晨暉老師在評議中提到，陳老師對天道的分析非常重視客觀性和實踐性，隨后就鬼神的中介作用與上帝觀念的區別與陳老師進行了交流。

劉長安老師以“論上帝觀念：列維納斯與笛卡爾”為題作報告。劉老師梳理了列維納斯從早年到晚年關于笛卡爾“上帝問題”的詮釋史，展現了笛卡爾的上帝觀念如何被列維納斯一步一步地納入到了自己的體系之中，并凸顯他從現象學出發對笛卡爾身處的整個西方存在論傳統的批判。周小龍老師評議道，列維納斯可能仍然是在主體哲學的視域中，從倫理的角度談論絕對者。

陳峴老師報告的題目是“經典詮釋中的‘閉合’與‘交互’——以‘天人’關系視域下的《周易》《春秋》經義整合為例”。陳老師指出，漢代經學通過對《周易》與《春秋》兩部經典的交互詮釋和經義整合，既對君王的德性品質做出了持續性要求，又將政治合法性的理論來源從先王之道逐漸向天道轉移，最終捏合出了儒家經學天人觀念與政治詮釋的理論基礎。在此之后，以鄭玄、朱熹為代表的歷代學者，均根據不同的學理或政治需求，對經典目錄與經義思想進行統合，打造形態各異的經典體系與詮釋方法。谷繼明老師在評議中認為，同樣是討論天人關系，《周易》和《春秋》之間的不同值得更深的思考。

文獻與歷史中的禮

第二分會場第二場的討論基本集中于經典禮學問題，從文獻和歷史的角度展開，由林鵠老師主持。

華喆老師的文章《“左還”“右還”問題補釋》集中考察了“左還”與“右還”這一《儀禮》文本中的常見表述，文章以圖像描述經說，在喬秀巖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對左右還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解說，并厘清了不同解釋間的關系。評議者林鵠老師贊揚了華喆老師圖解經說對理解經文的重大幫助，同時就賈疏字誤、左還右還在幾處經文中的解讀、描述，同華喆老師在現場開展了生動的討論。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陳立瑜的文章《〈儀禮〉中的祭尸禮研究——儒家倫理‘理性化’的探索》通過對《儀禮·特牲饋食禮》和《士虞禮》“尸入九飯”環節的細致考察，結合《禮記》的相關篇章，論證、解釋主祭者（主人）-“尸”-受祭者（“鬼神”）之間的關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評議人厲承祥認為，基于翔實的材料和相對嚴謹的思路，文章的結論基本可以成立。針對論證過程中存在的一些瑕疵，評議人針對性地提出了商榷意見。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厲承祥的文章《秦出土文獻中的祭祀儀節與公私關系》考察了秦出土文獻中的祭祀儀式對于祭余的不同處理方式，指出在秦統一前后“公祠”“王室祠”到 “縣官祠” 變更可能反映了皇帝對于縣道政府控制力的強化。評議人田天老師認為，厲承祥的文章通過祭祀的具體儀節來連接不同類型的出土文獻頗具新意，并提供了解讀出土文獻的其他可能性。針對祭祀在官民層次上存在二元對立的主張、可能存在忽略祭祀傳統與祭祀規格的問題，田天老師提出了商榷意見。

田天老師的論文《從衣物疏與買地券：漢晉葬儀文書的演進》是她梳理隨葬物清單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她將那些不是隨葬品，而是以誦讀方式參與喪葬儀式的文書稱為葬儀文書。通過考察遣冊、衣物疏與買地券三種不同葬儀文書的細節，田老師力圖還原不見于傳世文獻的喪葬儀式，以此關注喪儀在漢晉間的變遷。評議人徐淵老師認為，文章對于出土文獻做了非常細致的分析和梳理，補充了大量空白，并對閱讀傳世文獻有很大啟發。隨后，徐老師針對遣冊與衣物疏在喪儀中的不同角色，喪葬儀式背后可能存在的道教思想等問題提出了意見。

徐淵老師的論文《上博簡〈鄭子家喪〉所反映的春秋時代刑余罪人喪葬儀式》通過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柒)》之《鄭子家喪》中關鍵字詞的考釋，揭示了春秋時代刑余罪人的特殊喪葬禮典，并歸納了這類禮典的幾個特征。評議人華喆老師指出，文章更新了對于先秦喪葬儀式的認識。對于“利木三寸”的訓釋可能性、“掩”是否必然指“埋”以及犯罪大族后續處理同宗法的關系，華喆老師提出了一些疑問。

人倫之禮

第一分會場的第三場專題學術活動聚焦于人倫之禮，由趙丙祥老師主持。

趙曉力老師的報告題目是“五服與三代”。趙老師通過分析“婚姻自由”原則與“同宗不婚”習慣以及民間中表婚實踐之間的關系，討論了1930年《中華民國民法典》廢除的“宗親”概念。趙老師指出，“宗親”概念是中國宗法制的固有概念，沒有“外親”概念也可以獨立存在，如果從“宗親”的角度看待父系和母系所有親屬，那么中國傳統宗法制的精神得以返本開新。趙丙祥老師在評議中從禮、俗、法三個不同層面的關系討論了宗族、婚姻在具體實踐上的不同。

周飛舟老師和余朋翰博士合寫的文章《家中有家：“分家”的理論探源》通過對先秦儒家文獻中有關分家內容的分析和解讀，挖掘諸子均分制與宗法制的內在關聯，指出分家制度可能的理論起源。

黃銘老師的《淺論〈唐律疏議〉中“外祖父母”的認定問題》一文以喪服學的視角推演服術，羅列了《儀禮》《禮記》中所有“外祖父母”的服制，從而試圖給《唐律疏議》做一個準確詳盡的注釋。

賀方嬰老師的報告題目為“‘每個人給自己的妻兒立法’——從圓目巨人神話看城邦的自然起源”。賀老師從荷馬史詩中的圓目巨人神話切入，由此考察古典政治哲人筆下的城邦起源問題。陳斯一老師分享了一些相關的化石資料來解釋圓目巨人形象何以產生，指出圓目巨人要同時處于人性和非人性的邊緣，后被用以理解家庭。陳老師還就后期哲學家如何解讀圓目巨人形象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見。

天人關系與政治文明

第二分會場的第三場討論主要集中在天人關系與政治文明的問題上，由朱振宇老師主持。

宮志翀老師的論文《康有為“孔教為人道教”說探微——基于〈中庸注〉的研究》考察了康有為對“人道教”和“神道教”的區分，關注他是如何通過貫徹這一區分來處理中國文明同世界各大文明的關系。郜喆老師針對康有為對《中庸》文本的處理方式，以及人道教是否終結了“教”等問題提出了疑問。

郜喆老師的文章《“進化之理，文明之要，以禮為本”——廖平的“禮三本”文明進化論兼及對康有為“人為天生”說的商榷》考察了晚清經學家廖平在所作倫理學講義中以進化論對儒家經典倫理思想的重構，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以“禮三本”為標志的文明進化論。郜喆老師指出，這一思路同康有為學說間存在極大的思想張力。評議人宮志翀老師就廖平思想的高度復雜性，指出了其谷梁學的出身背景在其思想發生中的特殊意義。同時，他也指出了廖平和康有為所面臨的共同困難，就在于把喪服與禮三本這類經典學說通過文明演進的方式表述出來。

常達老師的論文《文質論視域下的大同與小康——以王夫之為中心》考察了王夫之對《禮運》中大同與小康關系的內在緊張的處理方案。她指出，王夫之在宋人的基礎上，利用文質論的兩種構造，將大同與小康的關系分為歷史狀態與政治法度兩種層面，最大程度上彌合了大同與小康的差異，還創造出新的社會理想——大順，并以“仁”代“禮”成為新法度的核心。評議人谷繼明老師認為，常達老師以大順的概念統合張力，在船山學領域是很有新意的創見。谷繼明老師指出，對大同與小康的統合與船山對諸如封建郡縣等問題的統合是一致的，文章涉及禪讓、傳子傳賢等問題時，似可以帶入文明史觀的問題來豐富討論。

顏荻老師的論文《潘多拉與倒轉的天人: 赫西俄德思想中的天人關系》基于將諸神社會與人類社會并而觀之的視野考察古希臘天人關系的形成，她將潘多拉事件的重要意義視為本質上啟動了人類社會之于諸神社會秩序的根本倒轉，并指出這一“倒轉”正是宙斯對人類社會最嚴峻的懲罰，也是其建立神人秩序的要義所在。評議人朱振宇老師圍繞“Philia”與“Eros”的關系問題結合文本做出了重要補充，同時也就文章整體思路和結論對于個別解釋傳統的過度倚重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見。

《春秋》與天道

第一分會場的第四場專題學術活動圍繞《春秋》學與天道問題展開，由李霖老師主持。

林鵠老師以“《春秋》義例平議”為題作學術演講。林鵠老師指出，“例”作為某一類歷史事件的常規書寫模式，本身就可能承載了孔子的“大義”。盡管邏輯上的確存在一種可能——《春秋》中所形成的所謂“例”都是偶然產生，無需解釋，但邏輯上也存在另外一種可能——這些復雜現象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林鵠老師對現代學者中流行的義例否定說進行了檢討，認為對《春秋》義例應該有更深一層的思考。徐淵老師在評議中提到，《春秋》中的這些現象在兩漢時代就已經為經學家們發現，并且得到了相應的處理，《公羊傳》《轂梁傳》也在歷代研究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本群，《春秋》義例如何形成是研究的一個重要起點。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劉禹彤博士以“西狩獲麟與孔子制作關系考”為題作學術演講。劉禹彤博士詳細地梳理了三家圍繞西狩獲麟與孔子制作關系展開的討論。依據董仲舒，何休，東漢賈逵、服虔，西晉杜預四家傳注，總結出四家關于西狩獲麟與孔子關系的四種觀點，概括了其中不同的孔子形象和經學性質。黃銘老師在評議中認為，對西狩獲麟的不同解釋進行思想史研究有極為重大的意義，劉禹彤博士的考證非常精彩，并就一些細節提出商榷意見。

郭晨暉老師的《從“天宗上帝”看兩周之際“天”“帝”關系之構建》緊密圍繞“天宗上帝”概念對傳統“天”與“上帝”信仰的整合進行討論，通過對文本中祭天敘述差別的討論，對“天”與“上帝”融合的事實進行了解釋。在隨后的評議中，陳壁生老師就天地是否應被看作是兩個不同的東西這一問題提出了商榷意見。

呂明烜老師的《禮樂化制作：從三皇敘事看儒家的制作觀念》一文從古史辨以來的學術爭論談起，通過對三皇觀念的考察，辨析了傳統語境中“制作”在儒家、道家、法家那里所存在的三重解釋路徑，并且在文章中探討了在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禮樂維度對人與技術關系問題的啟發。郭晨暉老師在評議中用上博簡和《史記》中的材料對報告進行了資料上的補充，指出可以借助更豐富的材料更好地容納更多的古史信息。

天命、天性與天人關系

第二分會場的第四場討論由宮志翀老師主持，圍繞著天命、天性、天人關系等主題展開。

孔子研究院的宋冬梅老師報告了題為“《左傳》天命天道觀與天人關系探討”的論文，文章主要依據《左傳》文本，梳理“天命”“天道”等概念等內涵，并歸納了文本中不同的天人關系模式。孔子研究院的曹景年老師進行評議，曹老師認為文章對天命天道觀和禮的關系給予了特別關注，比較準確概括了《左傳》的天命天道觀，把握了《左傳》的精神實質。對于天道、天命、天人關系三個層次之間可能的關系，曹老師提出了一些疑問與建議。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雷天籟的文章《天人之際的思想史書寫——評普鳴〈作與不作〉〈成神〉》從三個方面評述普鳴的《作與不作》和《成神》，思考如何在與西學對話的過程中理解早期中國思想，他指出普鳴檢討并拒絕了“哲學突破”的思路，以天人問題重新勾勒早期中國文明的思想線索，在從晚周禮壞樂崩到秦漢帝國的思想形態的變遷中思考天人問題。評議人唐文明老師指出，文章視野宏觀，沒有陷入到普鳴論證的瑣碎細節，而是準確地把握了天人關系這條核心線索。他提出在周文疲敝、經學子學關系問題上，應當展開論述。針對哲學突破的理解、大一統相關的表述問題，唐老師提出了商榷意見。

文新宇與李鳴飛老師的文章《無錫蕩口華氏家族元末明初的文化轉型》梳理了蕩口華氏在元末的發展事跡，澄清了華悰韡的祖母陳氏和父親華幼武對蕩口華氏的轉型和發展起到的重要的推動作用。以旌表陳氏為契機，以編集《春草軒詩集》為起點，華幼武成功躋身江南名士圈中，后世子孫也重視家庭教育和文化傳承，最終推動了蕩口華氏轉型為文化世家。評議人潘星輝老師指出，文章是對無錫華氏家族歷史“前傳”的梳理。潘老師認為，在史料單一性和解構史料話語的壟斷性上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孔子研究院的劉敏老師報告了題為“自天成德：教育的可由之道——基于對中國教育哲學的思考”的文章，討論了天命、天性等概念在現代中國語境下所具有的教育意義。評議人李鳴飛老師肯定了文章在思考上做出的努力，針對資料綜述、范疇界定與寫作上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商榷意見。

祭天與宗廟

第一分會場的第五場專題學術活動圍繞祭天與宗廟問題，由陳壁生老師主持。

褚葉兒老師的《禪代敘事下的景初祭天禮：魏明帝郊祀、明堂禮制再思考》從魏明帝更張漢制開始討論，在經學史上常見的鄭王之爭的背景下，討論了魏明帝時代的禮學實踐與鄭玄經注間的張力。魏明帝主動選擇以舜為始祖，祭天禮的變革更多地服務于此種意圖。研究者應當盡量避免以鄭玄為中心排斥景初祭天禮。李曉璇老師在評議中指出，褚葉兒老師對鄭王之爭的分析，打破了經學史研究中一味強調鄭王之爭的成見，是一個值得繼續關注的問題。

谷繼明老師《惠棟明堂天法及其祭祀系統》一文圍繞著惠棟《禮記明堂陰陽錄》的材料考察了惠棟明堂天法與前人存在的明顯不同。陳壁生老師在評議中認為這一研究的背后包含著文獻學與學術史研究，明堂祭祀、感生問題的背后是對明堂之禮思想體系建構的探討。

高雋博士在《再論鄭玄對郊祀禮的經學建構》中指出，鄭玄吸收整合了今古文經學兩種郊祀觀念，以本自《周禮》和緯書的“六天說”及“郊丘為二”作為基礎，構建起一個復雜的祭天禮體系。在此體系中，郊祀禮確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新結構：祭祀感生之帝，而以感生始祖配食。高瑞杰老師在評議中區分了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郊祀觀念的不同之處，今文經學認為郊祀禮在本質上是“父事天”，行禮目的只在于“報天”，古文經學則在“報天”之外尤重“祈谷”之義。

李曉璇老師的《秦漢地方皇帝廟淺議》根據考古發現以及文獻材料對漢代皇帝廟進行了分析，她認為，現實中的漢代廟制，一方面強調親的層面，另一方面又保留不毀之廟。馮茜老師補充了韋玄成對祭祀者之德的強調，并認為，可以將劉歆、鄭玄和后面的實踐者容納進討論中。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李明真以“從家禮到公祭：唐代三獻正義的經史背景”為題，圍繞唐代三獻問題的爭議展開討論，旨在突破皇帝私情的解釋框架。先妣配祀、皇后亞獻的消失，意味著“天子”與“天”之間從實質性的血緣關系演變為象征性的父子關系，郊天禮的性質從家禮向公祭轉變。高雋老師補充了《舊唐書·禮儀志》中記載的武后臨朝稱制時代的禮儀爭端的相關內容，并對“公”與“私”的解釋框架提出了商榷意見。

中西文明傳統中的“巫”

第二分會場的第五場研討會由郜喆老師主持，本場報告主要圍繞中西文明傳統中“巫”的問題展開。

周小龍老師的文章《性存而體匿——李澤厚“由巫而禮”思想的內在邏輯》重點考察了李澤厚先生“由巫到禮”的論述。報告重點闡述了李澤厚巫史傳統敘事中“神的祛魅”與“日常生活神圣化”的兩個面向，并著重突出后者的意義。評議人郜喆老師指出了李澤厚問題意識在思想史上的根源，針對“由巫到禮”的敘事是否普遍適用于先秦中國、禮樂文明為什么沒有構成韋伯意義上“普遍歷史”的環節，郜喆老師和周小龍老師展開了生動熱烈的討論。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王詩瑜的論文《永不止息的纏斗：韋伯“祛巫”概念再探》，抽取了韋伯文本中的兩組觀念概念，以此說明祛巫的面向之一就是將全面一貫的意義世界加諸自我負責的倫理整體人格之上的建構過程。同時，巫術作為內在于韋伯高度復雜的論述本身的潛流，既構成了對祛巫的反動，在經歷了理性化之后也始終以全新的樣態作為現代性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持存于普遍歷史之中。評議人陳立瑜認為文章對于“祛巫”概念的論述頗具新意，針對韋伯宗教社會學與支配社會學之間的關聯、傳統性支配與卡里斯馬的張力等問題提出了疑問。

孔子研究院的曹景年老師以“中國禮文化特質研究：以禮治與禮俗的區分為視角”為題作學術演講，從“禮治”和“禮俗”兩個角度對“禮”這一概念進行理解，對中國傳統禮文化的特質進行研究，進而揭示現代禮學研究的核心工作。劉敏老師對曹景年老師的報告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對推進現代禮學研究大有裨益。

朱振宇老師報告了題為“格律翁、喜劇與地獄篇的詩學”的論文，通過對“格呂翁”這一關鍵形象展開細致的文本分析，朱老師有力地揭示出但丁對古典詩歌的批判以及對新詩學標準的建構。評議人婁林老師指出，文章有著非常細致的文本分析，同時也頗具思想意義。對于柏拉圖和但丁各自意義上的“整體”何以能夠溝通的問題，婁林老師提出了疑問與商榷。

形神與帝國

第一分會場的第六場專題學術活動由劉豐老師主持。

劉偉老師的《從形神到形名：論早期中國思想中的“物”概念》一文從《論語》《左傳》《周禮》《老子》中所出現的“百物”與“萬物”談起，分析作為可經驗的個體之物的“萬物之‘物’”，用于把握個體之物的“形名”范疇，以至于前諸子時代的“物”概念，并最終將古典之“物”的實質以“形神”概括之。劉豐老師以《大學》中的“格物”為切入口，重提宋明理學中關于“格物”的不同解釋，以朱熹關于“形神”的氣化解釋向劉偉老師發問。

傅錫洪老師在《抑揚與分合：朱子思想中理神關系的四個層次》一文中緊密圍繞朱子思想中的理神關系展開討論，以揚、抑、分、合四個層次的提法對朱子思想中理神關系進行了新的梳理。劉偉老師首先回應了劉豐老師關于自己主體報告的發問，認為劉豐老師的發問與傅錫洪的報告形成了一定的照應關系，認為傅錫洪四個層次的分析方法對朱熹思想的理神關系進行了有效的梳理。

陳慧老師的《“以周反形晉”：〈晉紀·總論〉引〈詩〉考論》圍繞干寶《晉紀·總論》中的引詩現象展開了全面的討論，分析了在《晉紀·總論》中體現的古史人物與晉代君主“以周反形晉”的比擬關系。傅錫洪老師指出，從這篇文章出發，還可以繼續將視野拓展到同一時代其他文本引詩方式的比對當中。

婁林老師以“古羅馬政治神學的奠基 ——努馬的歷史和思想形象”為題作學術演講。婁老師指出，努馬就是恩尼烏斯著力記述的古人之一，一個建立了古代禮俗的古人。朱振宇老師針對婁林老師的報告提出了三則史料上的疑問，認為婁林老師的努馬研究與但丁研究形成了很好的比對關系。

禮制與律歷

第二分會場的最后一場報告圍繞禮制與律歷，由李曉璇老師主持。

李霖老師首先報告了題為“重審《三禮注》與《毛詩》之關系：以《鄭志·答炅模》為中心”的論文，論文主要圍繞鄭玄《三禮注》引《詩》文字、說解《詩》義與《毛詩》及鄭箋的歧異展開討論。李霖老師對于傳統上以《毛詩》在鄭玄注禮時缺席，以三家《詩》填補缺位來維護鄭學體系自洽的說法進行了有力的檢討。評議人林勰宇老師對李老師層層復原鄭玄本義的做法表示了肯定，同時也對層層推論中的不確定性提出了質疑。

隨后，林勰宇老師報告文章《漢唐間〈謚法〉文獻流變考——兼論吐魯番文書所見〈謚法〉抄本殘片的性質》，文章指出《世本》舊有《謚法》 篇之說應當存疑，并對《大戴禮記·謚法》《逸周書·謚法》以及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相關論謚著作間的關系進行分析，說明了《謚法》在歷代流傳過程中被不斷豐富與完善，在此基礎上綴合討論了吐魯番文書所見《謚法》抄本殘片。評議人李霖老師認為，文章將《謚法》文獻放在一起考訂文獻情況和源流，填補了《謚法》研究領域的不足。針對文章以圖片方式暗示的線性關系印象，以綴合方式界定文獻特點可能存在的疑點，李霖老師提出了意見。

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柯棋瀚報告了題為“斗建、月相與清人的周初歷日”的文章。文章梳理了清代不同學者對歲差-斗建體系、月相等問題的體系構建，分析揭示了相關理論建構中理想化、體系化的傾向。評議人李曉璇老師認為這是一個科技史研究，但有很強的經學自覺，即經學是由古代經典構成的經典化、體系化的系統，和實證化的科技史研究不同。由于經學的特殊性質，從科技史角度切入，可以開辟出從天文歷法到政治、德性的解釋空間。

馮茜老師的論文《“天運政治”：徽宗月令“天時”中的知識與信仰》考察了徽宗朝大禮的“時令”特征。文章指出，徽宗月令以天文歷法、運氣論、太一式占精心推演下的天時運行，結合皇帝神格的確立，通過“天道”構建上的“去倫理化”，全面化解了傳統災異論中的君權制約邏輯。評議人褚葉兒老師認為，馮老師的這篇文章從徽宗頒行的詔令性質的月令出發，試圖通過月令中的天時，主要是分析用歷術觀測天時，用式占來占測天氣這兩方面，來理解徽宗所認識的天道，進而詮釋當時的禮樂及其政治文化，內容十分豐富，她還對傳統歷算保留天道之不測的面向做出了補充。

進一步研究的三個關鍵

趙曉力老師主持閉幕式，甘陽老師為閉幕式總結。在總結中，甘陽老師高度肯定了這次會議的論文質量，并提出三個進一步研究的關鍵點，第一，將死者的世界引入生者的世界，隱含著宇宙萬物都能被認知理解的后果，實際上去掉了超自然的部分；第二，將人的世界肯定為完善的和必須是完善的可能會帶來一些問題；第三，儒家的建構沒有為鬼留下位置，對鬼神采取了一種妥協的態度，這種設定雖然高明卻也有著流于庸俗的危險。

為期兩天的“天道、鬼神與禮樂”學術研討會已經落下了帷幕，此次研討會有助于打破學科限制，加強中西思想研究之間的交流與溝通，深入挖掘天道、鬼神與禮樂問題在現代文明中的重要意義。